AI能构成一种批评方法吗？

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想法，源于我最近的一次亲身经历。在一个跨学科方法的对谈上，我分享了自己关于城市数字地图的批评性研究《城市数字地图：POI数据体制与活动空间生产》，这个研究在边沿/中心的框架下，讨论数据体制怎样在城市更新的历史进程中，参与空间权利的生产。现场有个对谈人，知道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法国思想家德勒兹，竟用最新版的ChatGPT生成了以下文字：

我当时极度震惊。虽然这样的表述缺少细节填充和情感驱动，但这里谈到的思路，基本上就是我的研究思路了！也就是说，我被AI猜中了！但问题是，这个关于数字地图的研究，我自己觉得或者有创新的。事实证明，它曾被重复转载，有着一定的学术认可度；有媒体也曾因它找到我，认为这里提出的问题有新意，值得被深度发掘。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我自鸣得意同时也被多方认可的研究——被AI猜中了……

那末，大家为何会觉得这篇文章还不错？最重要的缘由，我想也许或者由于它不管是在研究领域或者方法上，都跨了学科。我出身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，但确切为了这篇文章，自学了媒介地理学和地图学，同时还干了个把月地图数据收集零工。而它的创新的地方，也许就在于批评理论和数字地图这个新领域的结合。但问题是，也许“跨学科”这个事，在人类还挺新鲜，对ChatGPT这类生来“跨学科”的大模型来讲，就很正常了。试想，如果ChatGPT学习了用福柯的理论研究身体实践的文章，用德勒兹的思路分析控制社会的文章，用鲍德里亚的方法透视媒介技术的文章，用列斐伏尔的范式批评空间权利的文章……随着数据体量增大，它又如何不会综合上述理论，去生成一个当代西方批评理论视野下的城市数字地图研究思路呢？在这个意义上，ChatGPT在“跨学科”问题上能猜中我，其实也在乎料当中。

由此，也许我们也要重新审视作甚“创新”。在现有的学术惯例下，一个研究如果其他人没做而我做了，就算我的创新。可是，当我们不只是以人的研究为衡量尺度，把AI也加入参照系，那末“创新”的门坎，是不是是会被提高？因此接下来更重要的，就是不管会不会愿意，我都一定要承认，缺少真实的原创和突破，是我被AI猜中的根本缘由。换言之，我的研究，表面看似新颖，实际上是“套路化”的。这样说可能有些言重，但在跨学科以外，我的研究视野也许还真没跳出“解构和重组”“连接与活动性”“编码与监控”“同质化与消费主义”“技术依赖和异化”等等这些被AI预测中的批评理论框架。换言之，我成心无意做的事情，也许不过是把另外一个领域的材料放到一些老框架下分析，得出一些老结论。那末，究竟是这些分析框架和结论，本就具有一定普遍性，或者这类普遍性不过是建立在我对多元生命经验的剪裁上——这个目前我也没法肯定。

此时，我禁不住想起城市数字地图这个研究刚成文时，一个挚友给我的意见：“都市空间的白领化、消费主义、流量这些东西，我感觉大家都已知道了，所以其实看文章的时候，这个结论不太新鲜，重要的是分析城市数字地图的情势。”由于这个研究后来得到了很多正面反馈，我几近忘记了他的批评。在ChatGPT的冲击下，我又翻出这份聊天记录，感到能具有并找回这个珍贵的批评，真的十分荣幸。是的，重要的是分析从事物中内在出现的情势，而非用老情势去外在“裁剪”它。这是“庖丁解牛”的古训（依照它本来的生成机理去分解它，而非在骨头上砍），也是现象学的方法，我究竟是由于甚么忘记了它们？

之所以从我本身的经验切入这个问题，是由于我的窘境也许也是很多内容生产者的窘境。所以在这里，我想提出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AIGC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）。固然，这不是说让AI直接参与评论、生成批评，而是在人类生成的内容和AI生成的内容的互鉴中，窥见人本身的问题。当我们说AI套路化时，我们的思路、语言和行动是不是是也一样堕入了套路的窘境？当我们说AI缺少常识时，我们的观点是不是是也一样显示着对平常生活的“无知”？当我们批评AI生产的内容没有“具身经验”做基础时，我们自己的作品是不是是很多时候也脱离了身体和大地的支持？当我们说AI没有情感和生命冲动时，我们自己是不是是也早已沦为某种“正确”内容的“人肉”输出工具？

当机器变得愈发像人，人也变得愈发像机器。那末，就让我们在这个人机共生的时期，在人与机器的相互映照下，看看我们人自己，究竟少了甚么、失去了甚么，又会不会可能找回甚么？人的灵魂、情感、常识、具身经验等等，我们常常在AI的强势发展眼前，“抬”出它们来当“盾牌”，宛如挥动一面人性的大旗，实际上是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防御机制。而在你我当下的真实处境中，它们会不会还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好使？

曾，当东西文明相遇时，我们提出文明互鉴。那末，当人与AI相遇时，为何我们不能把AI当作一个参照系统、一种批评方法，去反观人本身的问题？也许，在AI这个与人类有着各种暗昧关系的“它者”眼前，我们会更加清楚，真实的意义应当是甚么，人的表达最珍贵的部份究竟在哪里，人终究的位置究竟在哪里，而此刻在当下的我们，离这个位置又有多远要走？

也许，我终究想说的是，当我们口口声声、貌似自信地研讨着AIGC与人类的文学、艺术、学术间的距离时，我们首先要直面的，实际上是今天人类本身及其文化的发展窘境。对我所从事的文化批评领域，最少我更加明确了的是，如果只是学习和利用既有西方理论，没法根据本土经验进行新的创造；如果只是玩一些花狸狐哨的权利分析，却终究提不出甚么建构性的可能，那末我所做的工作，不过就是让AI都能提出的抽象框架，通过我看似有主体性的劳动，取得具身展开和具体落地。我会觉得，作为一个人类学者，这样真的有些羞耻。但十分反讽的是，我真正能认识这一点，并不是是由于曾导师的批评或现在同行的建议，而是源自以AI作为方法的“后人类”批评。

（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）